托马斯•佩雷拉(徐日昇)

 

耶稣会士托马斯•佩雷拉(Tomás Pereira,徐日昇),1645年11月1日出生在靠近法玛里孔的圣马丁谷,1663年9月25日加入耶稣会并于1666年4月15日启程去印度,在果阿继续他的学业,于1672年抵达澳门,随后进入中国大陆,逝于1708年。他无疑是“在京耶稣会士”中最接近康熙皇帝的那一位,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老师,同时也是皇帝的翻译及顾问。正是他的影响力致使1692年出台了“容教令”,这是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展示了中国对西方不同寻常的开放。他曾在钦天监任天文历法监副一职,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对于委派给他的传教任务,他也做到了很高的职位,如耶稣学院的院长、中国省区副观察员及北京教区辅理主教。

徐日昇还负责向中国引进西方音乐。他对音乐的贡献包括:在北京南堂修建了气势宏伟的管风琴,编写了《律吕正义续编》翻译并介绍西方音乐理论。在外交领域,他的名字将永远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连结在一起,这是清王朝在十七世纪中经历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事件。托马斯•佩雷拉(徐日昇)最后成为中国耶稣会士使团里拥有最高职分的传教士之一:曾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省区副观察员及北京教区辅理主教。

 

 

耶稣会士滕公栅栏墓地命运多舛,这些欧洲古迹也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历经沧桑。义和团运动期间这个墓地遭到破坏,后来墓碑被恢复到了原位,但又因中国建立了共和国而遭到拆除;后来又决定在墓地原址上建办一所党校,最终墓碑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避免了在文革期间被极端的全部损毁破坏掉,最后墓地终于在2006年被认定为国家文物。托马斯•佩雷拉(徐日昇)的墓碑也列于那些完全丢失的墓碑之一。但是因为有拓片(自义和团运动时期保留下来的),所以就能得以按照原尺寸复制一个墓碑。

葡萄牙卡蒙斯学会及古本江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使得Tomás Pereira(徐日昇)墓碑的复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放置地点选在葡萄牙大使馆的花园里则被证明是最好的选择。

这可以时刻提醒葡萄牙大使馆的拜访者们,这位葡萄牙历史性人物对中欧文化、科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90年代末期开始的对“科学史”的研究,展示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使团对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时的葡萄牙科技部长马里亚诺•加戈教授于1999年推动建立了一个中国-葡萄牙科学历史中心,后来于2005年开始展开对托马斯•佩雷拉(徐日昇)的研究,在2008年举办了托马斯•佩雷拉(徐日昇)逝世三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书(一个由路易斯•菲利佩•巴雷托教授负责协调的了不起的历史研究工作)并举办多场科学研讨会和展览,来翻转一个这样对我们与亚洲关系做出重大贡献之人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2005年马里亚诺•加戈与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后来为政协副主席)会谈时曾问到丢失石碑的下落,并且建议既然所有人都认可托马斯•佩雷拉(徐日昇)的重要性,也知道他的墓碑已经丢失,则更应该复制出他的墓碑。11年后墓碑复制成功。